在刘尚希看来，财政政策要与社会经济状况、对冲公共风险的需要相匹配。2021年的不确定性还是相当大，面临的风险挑战不亚于2020年。因此，2021年的财政政策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的要求，政策调整的曲线和节奏必须是平滑的，阶段性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能大规模的退出。“财政赤字率不能大幅的下调，在取消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要在其他方面保持支出的强度和力度，适当压缩专项债的规模同时适当增大中央的债务。”刘尚希建议。

　　2020年河南永煤等国企信用债违约现象引发关注。在刘尚希看来，类似永煤国企信用债违约不排除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过大有关。“未来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约束下，地方政府可能会想办法千方百计不违约，但地方政府隐藏、遮蔽或者后移债务风险的动机就会大大增强，以缓解偿债的压力。”刘尚希提醒，2021年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暴露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我们要特别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隐形化。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十四五”期间财政如何发挥好扩大内需、保企业的作用？刘尚希认为，财税体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等都有改革和完善的空间。应把短期宏观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以稳定和引导企业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还提出，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此，刘尚希认为，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形成的水涨船高的自然效应，短期内难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对于直接税中的房地产税，他认为，房地产税出台的进度关键是看立法进度，目前没看到立法出台的迹象。

　　新京报贝壳财经：2020年，高层多次提出扩大内需和保企业。从在扩大内需和激发企业活力角度看，“十四五期间”财税制度调整改革的空间在哪里，或者说在这两方面财政如何发挥好作用？

　　刘尚希：我一直认为，从中长期观察，科学的财税体制比税费的轻重更重要，财税制度的改革比减税降费更重要。目前看，财税体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等，都有改革和完善的空间。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关系要进行改革，而且这一改革可以和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财政资金的直达等结合起来推进；增值税的一个特点是保持税收中性，现在的三档税率和增值税的这一特征并不吻合。在尽量减少或者合并多档税率方面，也需要进行改革；个税上，个税的扣除、边际税率、综合征收的范围等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备受企业关注的企业所得税也有很大的改革的空间，我一直的主张是，把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和降低税率结合起来进行改革，从而使得税负分布更加均衡。这是因为现在企业所得税通过五花八门的优惠，把税基变小了、缩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税率比较高，征收到的税收收入也是有限的。与其保持名义上的高税率，还不如扩大税基——税基扩大了，即使税率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可能并没有真正减少，同时这还有利于引导和稳定企业的预期。

　　在进行改革时，应把短期宏观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财税改革不像短期的宏观政策那样，可以立刻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有些问题要从长计议，提前布局，需要把要解决的问题纳入到改革的方案当中，不能说宏观政策就是宏观政策，改革就是改革，搞成“两张皮”。比如，在我看来，减税降费的空间取决于财税改革的空间，进行减税降费时一定要和财税改革结合起来。而且两者结合起来完善现有的财税制度，可以稳定和引导企业的预期，这比一年一度的纯粹宏观政策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可以更大程度增强微观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创新性等。这就是说，立足于中长期，尽量把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变为具有长期效应的“制度性政策”。

　　新京报贝壳财经：我最近注意到，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建议发行特种国债用于一次性退还企业存量留抵税款，给企业减负。对于增值税留抵税款这一历史问题，你怎么看？

　　刘尚希：企业留抵税款指的是增值税征收过程中，企业的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出现的留抵税额，这笔钱等于是政府欠企业的钱。如果说一下子要政府把这个钱还给企业，可能影响到财政的承受能力，所以他建议通过增加国债来弥补减收。我认同这一建议，但是不一定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弥补。我认为，第一，在扩大内需、给企业减负的背景下，不能让留抵税款年复一年累积着，2020年也采取了措施，但要尽快解决留抵税款的问题，尽量减少减少留抵税款。第二，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可以通过适当扩大债务方式来解决。或者扩大政府债务，或者扩大企业债务，如给予企业定向贷款，财政贴息，或者两者并举。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刚提到了，财税改革还有空间。“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如何理解这一提法？

　　刘尚希：首先，提高直接税比重不是说一步就能做到的，短期内难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尤其在当前个税、企业所得税都在往下降，一些区域个税已经降到15%，高新企业和研发加计扣除也等于降低企业所得税。至于房地产税什么时候能够出台，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是不是通过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来实现直接税比重的提高呢？这也是不现实的。

　　第二，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是有前提条件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应该是一种长期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的比重会随之上升。比如发达国家的直接税的比重就很高，这里除了税制结构的影响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能缴纳所得税的人相应的就多了。在我们国家目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还不到10%，直接税比重很低。如果经济发展了、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了、大家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和规模自然就扩大了。可以说，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形成的水涨船高的自然效应，而不是通过某项税制改革就可以把这个比重人为拔高的。

　　新京报：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期撰文提到“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近期也有学者提出，提高直接税比重，建议稳妥开征房地产税。你如何看待房地产税征收的进度，“十四五”期间房地产税是否会在部分热点城市试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和刚才的逻辑是一样的，不能为了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就马上出台房地产税吧。房地产税的出台要特别的审慎，要权衡各方面的因素。

　　刘昆部长文章中提到的房地产税方面的表述，实际上早先也提到过，这是我们开征个人房地产税要遵从的原则。比如，征收房地产税要“立法先行”，不立法肯定没有办法开征。立法是需要程序和时间的，目前来看房地产税立法的草案都没有，怎么可能很快开征个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开征的进度关键是看立法进度，反正目前没看到房地产税立法出台的迹象，也无法预估十四五期间是否会在热点城市开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