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以人为核心的“六化”新发展格局，即现代化、数字化、金融化、绿色化、老龄化和城镇化。相应地，税收制度的适配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现代化是必然要求。以制度现代化推动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给税收制度理论和税收制度改革带来了巨大挑战。迄今为止，我们全部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设计都是资本逻辑支配下衍生出来的物本逻辑。如果转向基于人本逻辑来构建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将是人类税收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税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柱作用就会面临塌陷的危险。

　　作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数字化将重塑经济社会体系。工业化背景下的税收制度与数字化的适配性，将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降低。如增值税是一个典型的适用于工业化的税种，面对数字化趋势，其适配性出现明显下降。而在行业边界模糊、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为一体（消费行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就业虚拟化（非岗位化）、远程化、非组织化等数字化场景下，税源分布和税基确认以及纳税人、征税对象等都需要重新定义，税收制度将面临重构。

　　全球数字化带来国际贸易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全球税收规则的改变。针对跨境数字贸易的数字税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征，这给我国税收制度以及参与全球税收规则制定提出了新的课题。基于全球化的“税收国家”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税收到哪里，国家主权就应当延伸到哪里。“税收国家”的边界是重叠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也是重叠的，国家税收利益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重叠格局。

　　经济金融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金融化是金融交易与实体交易的高度融合，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就反映出了这一趋势。金融化与数字化的结合，将使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如车床等工业装备，场地、检测仪器等资源实现可交易共享。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如REITs，将会超越现有税收制度覆盖的范围，使得征税对象、纳税人和税基确认需要重新定义。税收的法律基础也将改变，从以所有权为基准转向以使用权为基准。

　　生产生活的绿色化低碳化、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对税收制度的适配性也提出了新要求。欧盟预计在2023年开征碳关税，将倒逼我国加速税制的绿色转型。老龄化带来社会成本急剧上升，通过社会财富的金融化来支撑养老，加快养老第三支柱建设，需要税收制度的引导，居民金融资产、房产等财富向养老方向配置也需要税收制度的助力。

　　城镇化趋势意味着税源的空间配置将发生巨大改变。随着市民比例的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城市群日渐成为空间发展的主体形态，税收制度的全国统一性和区域差异性之间的协调难度加大，体现区域特点的地方税建设变得日益紧迫。农民市民化的特点将使纳税人的居住地原则难以落实，降低了税收制度的适配性。

　　在新的发展阶段，“六化”趋势日益明显，税收制度迫切需要系统性改革来提升其在新发展阶段的适配性，其方向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创新友好型、环境友好型的数字化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