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8月18日，“月薪4万是种什么体验”登上微博热搜，网友们热烈参与讨并发出疑问：月入4万元是不是“过高收入”？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实现调节目标？又该如何促进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优化收入分配非常重要，根据中央的指导精神，现在还需鼓励公众各抒己见，支持相关的研究分析与政策优化：“中央这一系列的重要表述，就是要指导实际工作。首先有关管理部门要赶紧动起来，研究政策、设计政策、优化政策。后续要出台贯彻中央精神的操作方案”。
个税超额累积税率15%以上，大体对应于“过高收入”
时代周报：年薪多少算“过高收入”？
贾康：中央定调“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必须涉及可以在量值上做划分的依据标准。
此前曾认定：个人收入一个月1万元，一年12万以上，必须自己做申报。从逻辑上讲，当时可认为，年收入12万元以上对应“高收入”的概念。
当下的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计税率，税率超过10%以上，调节力度不断加大，从15%一直可升到45%，那么在一般人的理解上，对应于超额累进的边际税率15%以上的，也就可认为属于“过高收入”。
“过高收入”并不能认为都不可接受，只是需要适当加以调节。个人所得税现在只对四种劳动收入综合“归堆”适用高达45%的累进税率，是有其不妥之处的，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有所矫正，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和推进其优化措施。
时代周报：如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具体实施路径是什么？会不会立对富人增加更多的税种或税率？
贾康：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总体而言制度、机制建设大方向上的重点，是提高直接税比重。比如房地产税、遗产和赠与税、个人所得税等，都属于直接税。
“提高直接税比重”已说了很多年，对这个方向中央从来没改变过。只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于改革深水区步履维艰。
现在先不谈过细的标准，首先需要积极考虑启动房地产税立法。该讨论的具体问题一直以来都有讨论，但至今立法都尚未启动，光作社会上的讨论，已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启动立法，按照“税收法定”的路径体现“依法治国”，把改革动作实际做出来。
对如何走向共同富裕、如何在保护产权的前提之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中央的指导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次会议上的表述比较而言更为系统化，可指导有关管理部门在这方面更好建立执行职责的运行体系，从立法，到执法，再到管理，要跟着有动作，就是要动真格了。往下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提高直接税比重，第一步是启动房地产税
时代周报：提高直接税比重，该怎么做？是否会出台房地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针对富人群体的税收政策？
贾康：提高直接税比重，合乎逻辑地说，首先应积极考虑启动房地产税的改革推进措施。如果能按中央的要求加快立法，就要有相应的动作。
但如果认为确实在立法方面困难重重，那么在上海、重庆已经试点房产税多年的基础上，是不是可以考虑扩大试点范围？比如海南、深圳、浙江能不能先行？这些地方，各有各的重要特定任务：深圳要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港区，浙江要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
从长远来看，中央也早已说到要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但对此也是有激烈争议的。
遗产税与房地产税很难做到同步推行，主要看有关部门怎么考虑。但遗产和赠与税是不是至少可以真正研究起来？也说了好几年了，没见到什么研究动态。真要讨论起来，有很多话要说。至于资本利得税，我注意到一般国际经验是比较倾向于优惠处理，以利于鼓励投资。
时代周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捐赠吗？
贾康：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就是引导、鼓励他们在自愿原则之下做公益慈善。这属于第三次分配，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
但是相关法律的出台会有促进作用，比如推出了遗产和赠与税，很多富豪的动机就会有所改变：与其去缴纳很重的遗产和赠与税，不如把钱用于成立公益性的基金，还会流芳百世。
时代周报：调节过高收入，可能会对企业形成哪些压力？
贾康：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会对其收入有所调节；至于鼓励、引导企业更多地回报社会，这还是公益慈善的概念。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第一位的社会责任是依法合规地在竞争中努力做好做强做大，这才有“回报社会”的能力；接着也要注意，不能不加区分地要求所有企业都来做慈善，如果这样要求，就是认识上的偏差。在企业做好做强做大的大趋势下，鼓励、引导企业做公益慈善是合理的，但一定是要在执行自愿原则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