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五”来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是新经济发展的新方位。未来，新经济的发展状态是数字化和金融化相互叠加，这将会使经济发展呈现出的一个最大特征，即不确定性。我们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的确定性以降低公共风险水平。财税体制的改革创新是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或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国家发展确定性的基础。应根据新经济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适配的新税制、新理论，并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新税制。新发展阶段的多元目标，都需要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如经济增长、共同富裕、减污降碳、科技创新、区域平衡、开放安全等等。再有，税收制度完善的程度成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能否理顺的基础，这对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国内来看，减税降费应更加注重提质增效。2016年以来，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一年大过一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企业负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宏观税负已经降至15.2%，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政策力度空前。实施的7批28项减税降费措施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再加上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翘尾减收效应，2020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2021年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促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助力高质量发展。新的减税降费政策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此类市场主体数量众多，为就业机会和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来源。可以肯定的是，2022年规模性的组合式减税降费，对促进制造业升级转型、小微市场主体的减负，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创新动力，为我国经济稳步复苏、持续向好注入更多确定性。

　　从国际维度看，在全球化背景下，要更加重视税收制度内外协调的问题。碳税、碳关税、数字税已经成为国际热点，也是大国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工具。全球经济数字化带来了国际贸易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国际税收规则的改变，针对跨境数字贸易的数字税已在20多个国家开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源的结构、税基的分布，以及征管的方式也都在逐渐发生变化，这给我国税收制度完善以及参与全球税收规则制定提出了新的课题。基于全球化的“税收国家”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税收在哪里，国家主权就应当延伸到哪里。因为“税收国家”的边界是重叠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也是重叠的，国家税收利益将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重叠格局。对于靠一套说法或者理论来支撑的国际税收规则，我们应定向支持智库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相关法律、政策的研究也应跟上。同时，我国需要在近两年内，综合考虑碳交易、碳税和碳关税的问题，既要有助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应对在降碳方面的国际博弈。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