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在中宣部举行的财税改革与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减税降费政策成为关注的焦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审计署的有关领导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最重要内容，可圈可点。2013-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累计8.8万亿元，2022年预计约2.5万亿元。减税降费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经济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中美经贸争端让开放型经济建设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疫情更是对经济形成一定影响，俄乌冲突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财政政策积极应对挑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减税降费政策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而是与现代财税体制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减税政策实施的同时也在进行税制改革，实现了减税政策与税制改革的有机协调。如果说减税政策收获的是短期政策红利，那么税制改革带来的是中长期制度红利。税收法治化程度明显提高，18个税种已有12个完成立法，其他税种立法也在抓紧进行中，这与十年前仅仅数个税种立法形成鲜明对比。现代税制已基本形成。2019年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顺利推行，自然人课税体系日趋完善，同时对中低收入者的减税和退税，更好地发挥了个人所得税促民生改善的作用。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增加更是体现个人所得税的人文关怀。这也进一步说明，减税效果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看它在促进社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而作相应的调整和优化。从政策力度来看，2017年以来，减税降费力度总体上呈扩大趋势，略有缩小的2021年也只是因为相对于深受疫情冲击的2020年而言，当年新增减税降费也有1.1万亿元。减税的结果是宏观税负持续下降。中国宏观税负从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1%。宏观税负的减轻，释放的是市场活力。新增市场主体在税收收入上的贡献就是明证。

　　一种政策的效力要持续，就必须对政策进行优化。减税降费政策的优化表现在政策组合的更新上，更表现在减税方式的优化上。减税已经从最初的减免税扩大到减免缓退四种方式，不同方式适应不同市场主体的需要。2022年减税退税预计为2.5万亿元，而仅增值税留抵退税就有1.5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试点阶段主要帮助先进制造业企业。2022年留抵退税政策成为一项全面实施的减税政策。更值得强调的是，这项减税政策实施力度特别快。截至5月16日，已经有11029亿元税款退到企业账上，充分体现资金救急的作用。而且，小微企业优先退税，更是有助于市场竞争力本身就较弱的市场主体得到应急资金。留抵退税政策涉及存量退税，增值税中性作用从而得到更好发挥。留抵退税政策上升为制度之后，增值税的现代特征将更加明显。

　　面向大中型企业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前实施，可以更好地帮助大中型企业。3月份以来的超预期因素让不少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退税政策至少在资金上可以助企业一臂之力。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实际上是在一个经济生态中生存和发展。前者困难，后者的业务也难免受到影响。在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市场主体，命运攸关。

　　2022年财政部通过政府财力统筹等举措，筹集资金，为减税降费提供财力保障。特别是，此次增值税留抵退税有些地方政府财力不能支持，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财力困难。再加上国库资金的及时调拨，增值税退税政策因此得以扎实推进。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之一体现在监督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上，审计为增值税退税政策的落实保驾护航。这也说明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财税部门，需要审计部门，需要其他相关部门，需要各级政府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落实到位。

　　减税降费政策在实施中与其他任何政策一样，总有一些市场主体企图钻空子，甚至铤而走险进行骗税。毫无疑问，这是需要严厉打击的。为此，需要正确处理好退税政策中的“放管服”与打击骗税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减税降费政策直面市场主体，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恢复活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减税降费政策再好，也替代不了其他公共政策，替代不了市场主体自身的努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必须有更加清晰的界限。减税降费政策实践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总结，以更好地推进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有机协调。减税降费政策作为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实施，也进一步提出如何正确处理好短期政策和中长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财经智库》《财贸经济》副主编）